fiogf49gjkf0d 本人对孔子《春秋》的研究，开始于十年之前。提出这个课题，起源于我长久以来所感到的一大困惑：两千年来，经学家们都说孔圣人作《春秋经》。但是，为什么从先秦到西汉，虽然人们对孔子作《春秋》广为称颂甚至顶礼膜拜，而实际上对《春秋经》却罕见征引；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征引的《春秋》皆为《左传》，但对相传是《左传》作者的左丘明其人，除了司马迁外，几乎无人提及。这个历史的错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我发现，其实在一百年之前，康有为已经提出与我相近的问题：“凡传记称引诗书，皆引经文，独至《春秋》，则汉人所称，皆引《春秋》之义，不引经文”，称“此是古今学者一非常怪事，而两千年来乃未尝留意”（《春秋左氏学·春秋口说》）。当然，康氐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上来回答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对他的结论，笔者自然不能苟同。我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寻根究底、溯源循流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拙见“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当时文汇报“学术新论栏”给予了转载介绍，但是此外便未见反响，似乎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孔子作《春秋》本是我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壮举，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始终扑朔迷离。回顾两千年的春秋学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汉武独尊儒术前，从先秦诸子到西汉硕儒，从孟子到司马迁，其所称述皆为“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为《左传》；二、汉武时，董仲舒“公羊学”盛行，创“孔圣人作经”之说，倡“一字之褒贬”、以例释义的“春秋义法”。从此，从汉到清，无数代经学家颠倒迷离于其中，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至两千余年，而“春秋大义”始终不明。三、“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经学观遭到批判，《春秋经》终于被推下了神坛，“孔圣人作经”说受到怀疑和有识之士的否定，但迷信旧说的也还大有人在。虽然《左传》的成就和地位，得到了科学的肯定，对其作者、年代、成书、《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未有根本突破。特别是对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少有涉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是打开两千年春秋学迷宫的金钥匙，是解开春秋学种种谜团的根本关键所在。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探索，正是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孔子作《春秋》的问题被搞乱，是从汉代开始。所以我首先广泛探究了汉初学坛，特别是被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的春秋学说。我发现，《春秋繁露》和《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所称引的孔子《春秋》内容，不仅超出《春秋经》，也超出《公羊传》，而有出自《左传》者（详见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司马迁、《淮南子》、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皆称述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才三十四（——其弑君之事，《春秋经》中大多是有意隐讳，如鲁国的三起弑君，《经》皆讳书曰“君薨”，证明其数不足“三十六”，并非策书断简的遗失所致。）可证它决非孔子所作《春秋》。《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四十二。唯独《左传》之中，不多不少，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那么，《左传》与孔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从对孔子作《春秋》称引最详、引用最多的《史记》入手，深入探索。我发现，《儒林列传》记述《春秋经》的源流、传授，只称说《公羊》《穀梁》，只字不提得孔子“真传”的《左传》；与之相反，“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主述孔子《春秋》的源流传授，只称述《左传》，只字不提《公羊》《穀梁》，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的《吕氏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列入其中。我更从“表见《春秋》”的“年表”中，发现对孔子《春秋》盛为推崇的司马迁，在“年表”中，却极鲜明地表现出尊《左传》、轻《春秋经》、从传背经的倾向。这一切，无不证明，孔子所作不是《春秋经》，而是与《左传》密切相关的另一部《春秋》。
于是我进一步深入探索了《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俱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史记”是什么？章太炎、刘申叔都说它是孔子所记的“史记旧闻”，章先生进一步说“传亦兼仲尼作”。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全脱传统牢笼，被“孔子修经”习见捆住了手脚，未能继续深入。但至少这位胆识超凡的国学大师那里，让我找到了共鸣点，大大鼓舞了我深探阃奥的勇气和信心。
我从先秦西汉的典籍中旁搜远绍，爬罗剔抉，最关键的是从《左传》《论语》《国语》特别是从《左传》中找到了突破口。从《左传》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部分入手，考见孔子《春秋》原貌，并切实探明孔子《春秋》与《左氏春秋》的关系。我最终发现：孔子《春秋》，原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本来并不按编年来写。是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即在孔子《春秋》史实的基础上，加上逐条解经语而形成了编年体的《左氏传》——这是《左传》大量事实被割裂肢解而导致叙事不连贯的根本原因。前人早就有人发现并指出，《左传》原是记事的。只可惜他们被“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神话瞢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
为了进一步考察自己观点是否可靠严谨，我把《左传》、《论语》和《国语》三者之间，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虚词文法，多方面进行比较，发现《左传》各方面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从而找到了孔子作《左传》祖本的有力佐证。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从孔子的时代，考察其作《春秋》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条件。为此，我广泛地考证了它的时代土壤、文化渊源，考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特别是史学方面的发展状况，史官制度、史籍、史学观念的成熟等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我看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坚实时代基础，可以说，它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孔子作《春秋》也有其个人的天才条件。为此，我对孔子的生平思想特别是他的治学和游历，作了全新的考察。发现他后半生的治学和游历，皆与其作《春秋》息息相关，并由此推翻了前人对此的许多怀疑和错误判断。如对孔子所说的“天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问题，前人乃至当代学者如钱穆对此也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笔者不仅以史料的考证，证实了它的确凿无疑，而且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岁开始学《易》——为了作《春秋》的需要。因为古代巫史相通，孔子要读史写史，不懂占卜、不通《易》，是无法进行的。考今之《左传》，占卜引《易》有一百多处，这也就是孔子后悔自己没有早几年学《易》的原因，也是他后来读《易》乃至“韦编三绝”的动力。再如，对孔子的游历特别是游楚的问题，朱熹、崔述、钱穆这些大师也对此有怀疑和否定。笔者不仅以《史记》、《论语》的有关记载，以及方志和各地名胜史迹、民间传说，证明了孔子游历的史实。而且以《左传》中的史料说明：孔子游楚是他作《春秋》的必然之举。《左传》记载楚事不仅最多最翔实，而且其中有称“楚王”、用楚语者——这是孔子直接录自楚史所致。为了全面揭示《左传》史料与孔子游历之间的关系，我将《左传》全书的事件一一按国别归类，“表见《春秋》”，结果显示，凡《左传》中计载史料具体翔实者，除了得自《国语》外，其余皆是孔子游历之国。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判断：《左传》的史料，主要来自孔子游历各国亲自搜集的“史记旧闻”。进而从更大范围考证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
最后，笔者粗略地探讨了孔子作《春秋经》这一误区产生的源头及其时代背景，以及误区的历史发展。以求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历史的误会。并对如何重新评价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和他的理论思想，作了简单小结。限于篇幅，加之学力所限，不敢多加妄议，还是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体例，反映了笔者探索的历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