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门第一义：“行”的工夫

　　朱熹反复强调“第一义”的工夫是行的工夫，这有着深刻的儒学思想史的根源。

　　在原始儒学那里，“行”、“实践”的工夫是以身、心的一体与互动为思想基础的，这是由于，实践工夫的目标就是为了培育、转化人的身心。要能深入解析朱熹的实践工夫论，必须首先追溯早期儒学对身心问题的主要看法及对朱熹的影响。

　　儒学创始人孔子较少谈身、心的关系问题。[1] 但是，孔子在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中，提出“为仁由己”，并进一步指出应“非礼忽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主张，其实已经涉及到修身工夫中的身心问题。“为仁由己”体现精神的能动性，是“心”的作用；视听言动是身体活动的过程，是“身”的表现。我们可以推测孔子的主张，“心”与“身”之间是互动的，心的活动可以决定、制约身的行动，身的行动也可以影响心的发挥。但是，对于实践工夫而言，应该着重从哪一方入手，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儒家学派内部出现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孟子一派更强调“心”的作用，主张从“尽心”等精神修炼入手。孟子曾提出“践形”的实践工夫，认为“唯圣人然后能践其形”，他所描述的“践形”状况是这样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 可以发现，在践形过程中，“心”始终居于主宰的地位，身体完全是仁义礼智之心的表达、呈现，而只有“心”才能够主宰支配“践形”的全过程，修身工夫就应以精神修炼为主导。故而孟子将“心”称之为“大体”，而将形体之身称之为“小体”，认为“大体”可以主宰“小体”，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3] 为了强调“心”为“大体”，孟子甚至将“心”提高到与“天”并举的重要地位，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4] 那么，在“践形”的修身工夫活动中，孟子主张学者的修身重点是尽心、知心、养气等精神修炼方面的工夫，因为“心”是主宰、决定“身”的。

　　但是，荀子一派则主张从制约人的身体动做的“礼”入手，相信与“身”相关的外在礼仪工夫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荀子也十分重视养心的工夫，相信“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但是，无论是从修身工夫的“行程”之全过程来看，还是从修身工夫的目的来看，荀子均强调礼仪修炼的外在工夫，更倡导一种由外而内的修身过程。荀子相信人首先是一种生理的形体存在，人的本性是恶的，礼义则是约束人的内在自然本性、外在身体行为，并且使人修炼成为圣人君子的根本途径。他提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5] 自然的躯体必须在礼仪的训练、教化下，才能够成为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人格。所以，在修身工夫论中，他主张“礼者，所以正身也”。[6] 他认为“正身”的礼是工夫论的首要、关键的“行程”。他又说：

　　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经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7]

　　荀子认为，那种属于精神修炼的治气、养心之术，必须首先通过外在的礼仪训练，即由身的工夫而影响心的工夫。

　　朱熹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复兴者，在实践工夫论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态度。他所理解、诠释的《四书》，就是一种包含身、心两方面的工夫论体系。一方面，他主张由外而内的工夫，强调身体的培养、礼仪的训练，认为这是修身工夫的首要“行程”与成就圣贤的根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由内而外的工夫，强调精神修炼的重要性，将立志、涵养、居敬等一系列涉及心的工夫，作为实践工夫的关键。我们将分别讨论朱熹《四书》学中上述思想的两个方面，它们是朱熹“第一义”工夫的两个重要侧面。

　　首先分析朱熹所说的由外而内的修身工夫，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以“小学”工夫补充“大学”工夫的主张之中。

　　作为《四书》学工夫论“规模”、“纲领”的《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论“行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工夫论“行程”是以“格物致知”为工夫论行程之首，而且朱熹对“格物致知”作了具有“理性主义知识论”特色的阐发，他因此还受到明代王阳明、当代牟宗三等儒者的批评指责，认定背离了儒家成德之教的传统。那么，如何解释朱熹作为宋代新儒学大师对原始儒学以涵养德性为根本的为学宗旨？如何理解朱熹那样执著地坚持只有日用实践才是“第一义”的工夫？

　　确实，朱熹在学术道路上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知识论的喜好和倾向，他的格物致知论亦成为这种“主智论”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朱熹始终是一个以成德之教、修身工夫为根本宗旨的儒者，其实他一直坚持以“格物致知”为标志的知的工夫始终要归之于“第一义”的行的工夫。这一点，在朱熹建构的《四书》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