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其创立儒学源于补礼、纠礼的致思路向。周文疲敝，礼乐不兴，孔子欲兴亡继绝，接替斯文，就必要对“礼”有一番因时制宜、损益革新的处理。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为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两者和谐互动、感通为一。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此其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此其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的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高举远瞻，又平实切近；既是终极关怀，又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具体论说如下。《论语》中论“道”多与“仁”相连，比如：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矣，不亦远乎？”（《泰伯》）

    上引数语明白地指出了道与仁不可分割的关系，据此，以孔子之“道”为仁（须是合着礼的“仁”）道也似无不可。这个仁道，一方面是孔子的终极托付之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以清楚地看到道作为人的“终极关怀”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又分明地揭示了“道不远人”的重要特点，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此之谓也。当作为“礼之本”的内在的“仁”显发为用而成外在的“礼”时，又可化民成俗，落实于百姓生活、日用常行之间。小至视听言动、举手投足，大至行军作战、为政治国皆要合乎“礼”。《论语》有言如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

    当我们一言一行、待人接物都依礼而行时，自可“求仁得仁”“从容中道”，此即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其实，这也正是芬格莱特所说的礼的“神奇魅力”“魔术效应”——人们纯熟地实践人类社会各种角色所要求的礼仪行为，最终便可以从容中道，使人生焕发出神奇的魅力。圣人境界就是人性在不离凡俗世界的礼仪实践中所透射出的神圣光辉。概而言之，“即凡而圣”四字恰切地表述了孔子仁礼合一之“道”的深层意涵，凡俗与神圣相即不离正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

    孔子的以上思路在《中庸》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地体现。人与道的关系是《中庸》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而其立论的基点，则是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于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的庸言庸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固然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它唯有在人的在世过程中才能扬弃其超越性，并向人敞开。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庸》强调“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即无过无不及，“庸者，常也”。极高明意味着走向普遍之道，道中庸则表明这一过程即完成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虽非出自孔子之口，却最能表述孔子“道”之本旨，可以说，这也正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恰如有论者指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的精义、儒家的真精神，是儒家有别僧、道、耶、回处”。如果我们把孔子“道”之“两面”——“礼”和“仁”作进一步分解，就会析出“外在的规范制约与内在的道德自觉”“他律式的遵从恪守（克己复礼）与自律式的自觉主动（为仁由己）”“规范建设与情感建设”“道德实践与心性修养”“世俗生活与超越理想”“行为规范与社会正义”等多重分疏，在这样的分界中，我们更可以觉察到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取法乎中，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元气淋漓，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回顾了孔学精神，我们不难明白，儒门之“道”应是此“仁礼合一”之“道”，应是此“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当我们回归孔子之“道”，以之为指引重建当代儒学时，一定要守住儒家的“根”，切实把握儒家之为儒家的真精神，致力于建构一种“形上超越与百姓日用”“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理想与现实”“神圣与凡俗”等平衡互动、通为一体的新儒学。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