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农耕时代土地的稳定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具有稳定性。土地具有少变化的稳定性。“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独田之为物，虽百年千年而常新。”因此，得土地者便拥有传世恒产。不仅如此，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即使有革新，在漫长的岁月里也显得很缓慢。正是土地的稳定性，决定了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比较稳定。

　　农耕时代对大自然的依赖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仁爱文化以及积极向上精神。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年景的好坏直接决定庄稼收成的丰歉和人民的饥饱，人类的祸福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自然。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很少有“天人对立”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同时，农耕时代生产力的低下又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在困难环境中求发展的积极向上精神，包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柔韧坚毅的民族品格、求真务实的实用理性、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等。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耕作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定居于某地，世世代代繁衍不息。这种居住的固定性与以家庭为耕种租凭单位、以若干有血缘亲情的家庭间协助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对于农耕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关系最亲近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其次是家族、亲戚、乡亲等；人们的关注度由近至远、由小到大，呈现为个人—家庭—家族—亲戚—乡邦—国家多个关注圈。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提出新挑战

　　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总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而缓慢演进。当下的中国已跨入工业时代，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西方工业时代形成的思想观念也会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人定胜天、崇尚创新和竞争的思想观念。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不仅仅是土地，而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在向大自然进军过程中，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拥有不断实现强烈欲望的智慧与才能。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货币一旦成为实现欲望的中介，便由人生的手段跃升为人生的目的，人欲望的实现变为货币占有欲的实现，于是便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在工业时代，一些人将物质利益看得比道德、名声等更重要。这种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探求相融相通的契合点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一个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一个主张人定胜天，强调矛盾斗争。一个强调顺应天意和时势，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一个强调适者生存，追求创新、冒险、竞争。一个重义轻利，将道义、名声置于一切包括生命之上；一个崇拜物质价值，将物质利益置于首位。一个以家庭、家族集体利益为根本，以家长制、道德和人情为维系社会整体的纽带；一个以个体利益为根本，以平等、自由、民主和法律为维系社会整体的纽带。当前，中国已经从农耕时代迈入工业时代，我们必须适应时代的重大历史转型，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使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相融相通，其可行性在于二者具有共同性与契合点，即满足人们幸福快乐生活的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基本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愚昧的内容，阻断工业时代文化中的黑色暗流。比如，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纠正工业时代“天人对立”的思想。应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员，必须与自然界共同生存发展。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乐道精神净化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中国古代君子以道为命而非以利为命，有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即使爱财也必取之有道，这种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竞争力的地方，无疑可以抵御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危害。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吸纳创新、竞争精神。两种精神都有一种积极向上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若以创新为根本，自强不息便富有现代性，实现创新性发展。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精神自由与佛教的平等思想吸纳现代的自由平等思想，实现创造性转换。应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