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其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南宋以后，由于对教育和文化的高度重视，徽州又被称之为“东南邹鲁”，践行程朱理学成为徽商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商帮显著的标志之一。综合考察历代徽商及徽文化之历史发展，其蕴含着“爱国、诚信、礼义、尚学、敬业、和谐”这六大精髓。

    以爱国而言，明朝建立之初，为了防备蒙古残余势力，政府号召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境支援守军，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为了国家的事业放弃当地经销其他商业活动。《歙县志》载：洪湖决堤，“诸坝灾民嗷嗷待哺”，盐运使鲍漱芳捐米六万担；淮河、黄河大水成灾，鲍漱芳又捐麦六万担，“所存活者不少数十万”。到明中后期徽商又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以诚信而言，徽州人无论是外出经商还是在家从业，都十分推崇与讲究诚信。“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八个字为徽商商德。南宋以后徽州朱子理学教育十分普及，朱子强调的“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徽州人不仅把“诚信”这种德行用于日常的待人处世，而且也把它用于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尊重消费者利益的以诚信为基本原则的商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是徽商的一大特点。如婺源茶商朱文炽在新茶过期后总要注明“陈茶”以示诚信。歙商吴南坡明确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而饰价为欺”，十分重视经商信誉。徽商胡荣命注重信誉成功经商五十载，晚年还乡，有人要“以重金赁其肆名”，他断然拒绝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也？”在他看来，诚实是经商成败的关键。

    以礼义而言，中国是礼仪之邦，古徽州由于奉行朱熹的《家礼》，更是礼仪规范甚严，“君子好行礼让，小人自安耕凿，恭俭质直，有先民遗风”。徽州人不仅很讲礼，而且也很讲“义”。在徽州，族田中就有为赡养本族中贫而不能自立者的义田。这些义田都是人们义举捐赠。徽商为了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建有徽商会馆、徽商公所或义园。徽商的经商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如徽州商人刘淮，在外经商时购买并囤积了大批粮食，恰逢灾荒，有人认为刘淮可以大发一笔，刘却说，应该让老百姓度过灾荒，重新复苏，这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减价出售，同时还命人用自己的粮食施粥。减价售粮亦可获利，但刘淮却把获利同“义举”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徽商的“利缘义取”理念。

    以尚学而言，古徽州注重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真实反映了徽人重视教育的情况。徽商多“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至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如祁门商贾胡天禄“输田三百为义田，使烝尝无缺，塾教有赖，学者有资”。这都为徽州教育的发展从经济上提供了支持。

    以敬业而言，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尤为罕见。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对于自己主持的商务如此，对于代他人主持的商务亦如此。如清代婺源人詹谷在崇明岛替江湾某业主主持商务，时值业主年老返乡，詹谷克难排险，苦心经营。其后业主之子来到崇明岛接摊承业，詹谷将历年出入账簿尽数交还。这种敬业精神对于徽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和谐而言，徽商经商的目的并非单一为了致富，能够“致和”才是更高境界。在徽州大户人家的厅堂上，有的牌匾就是“和合”二字。和谐的内容在徽文化作品中常见，徽派雕刻中的木雕、砖雕、石雕、竹雕多有以和为题材的作品，如荷叶与螃蟹雕刻在一起喻义为“和谐”，荷叶与鸳鸯雕刻在一起喻义为“和美”等。

    “爱国、诚信、礼义、尚学、敬业、和谐”这六大徽商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人民大众的理论需求与价值期待，在当下就是要求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