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此处论述古代文学研究实现“两创”的历史经验，既是当前践行古代文学研究“两创”的借鉴，又能增强、增进古代文学研究者实现“两创”的文化自信与行为自觉。

一

有人常常慨叹传统文论的概念、范畴等具有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又有许多衍生。其实，文学史上文论概念、范畴的每一次重提，往往意味着某种创造性转化，这些概念、范畴，仿佛是一个个“活物”，它们都是有生命力的，不断成长着、丰富着并与时俱进着；而每一次创造性转化，又意味着一次创新性发展。

如“意境”，就没有一种规定性的界说，其意义的解说有各自的出发点与各自的环境，魏晋玄学有“得意忘象”之说，称“意”之外都可以“忘”，王昌龄称诗有物境、情境和意境“三境”，司空图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等，各个时代意境的定义，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不同的追求。

又如“兴”，每次重新提出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意义，这多种解说，均由于各自目的不同，或由于各自解说环境的不同。汉人郑玄注《周礼·大师》称“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其解释合乎两汉诗学“美刺”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国安说“兴”是“引譬连类”，把它当作一种手法。钟嵘《诗品序》称其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把它当作“滋味说”所能体现出的艺术效果或审美意境，把它当作审美活动的结果呈现。唐人皎然《诗式》称“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其比兴有意境意味，把“兴”作为审美活动的结果具象化了。于是，“兴”不仅是文学活动的开始，而且贯穿于文学活动，文学活动的不同阶段，“兴”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活动的本质特征。

又如具有传统文论元范畴性质的“气”，既有概括意义，而当每次提出来时，又有各自的创新色彩，诸如天地之“气”、人体“精气”、“文以气为主”、“口出以为言”之“语气”等，各具思辨意味，给文学研究以启示。

这就告诉我们，传统文论概念、范畴，都是有生命力的，其多义性、衍义性正是其创新性所在，我们不能用命题的知识形态去界定、限定这些概念、范畴，而要用时代精神去理解这些概念、范畴。这也就是传统文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魅力所在，不拘泥于字面语义或过去时代的解释，超越知识形态的理解，传统文论不认为什么是最终的、唯一性的、完成态的解答，新的问题会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提出，这种提出或许并不是新的概念、术语，而是以原有的概念、范畴的名称重新提出，似乎是在重复，实则是创新式地提出。

二

朱自清先生称“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具有纲领性地位的“诗言志”，其意味也经过历次创造性转化，进而促进着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性发展。

“诗言志”的提出，其基本意味是，诗歌抒发自己的情志，是自己的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抒发的是个人之“志”，世人就是如此解释《诗经》的作品的，如《卷耳》小序：“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故孔颖达《毛诗序正义》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

《左传》中有“赋诗言志”，可以用自己创作的诗，也可以用别人创作的诗，于是“诗言志”具有了共生性，他人与自我形成了紧密的互利关系，他人的诗就是自我的诗，他人的志就是自我的志。

于是，“诗言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令“诗言志”又有群体性的意义，“诗言志”是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志，这就是《毛诗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诗歌是以个人的名义吟咏出的，但代表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发出的心声，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喊。孔颖达《毛诗序正义》解释说：“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言志”意味的转化，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社会意义。

进而，当人们称汉乐府诗歌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诗”为群体之诗，“志”为群体之志。王夫之《诗绎》总结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强调“群”在“诗言志”中的意义。

三

无论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实现整体性地对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从古代文学研究强调“知人论世”到突出“本事诗”的探索，可见一斑。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既重视文本本身的研究，又扩大视野而注重作者的创作场景、创作意图乃至读者的主观解释，也就是注重文学之“事”的研究，这也是经过数次创造性转化而不断完善的，由此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性发展。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讲的是修身的方法、“交友”的道理，但后世把“知人论世”创造性转化为解诗的方法，这就是一种对“知人论世”创新性发展，这表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观念，要想真正理解文本，除了文本本身，还必须了解相关文本的所有之“事”，这样才是整体性地了解文学。

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假如“言”构成的是文体，那么文体与文体所发生的那些事是分开记述的。至《左传》时情况改变了，“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刘知几《史通·载言》）“言、事”合述就是一次创新性发展，重点就在于以“事”强化作品的意义。于是，追求作品之“事”，就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

追求“事”，也经历着不断的转化与创新。史书里记述的那些作品，大都是系于“事”下的，如《史记》所录《子虚赋》《上林赋》生成之“事”。而大多数作品，其“事”并未直接留存下来，或未完整留存下来，寻求作品之“事”，就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某种基础工作。故世人重视作品序，视序为作品生成之“事”的载体，如《文选》所录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傅武仲《舞赋》，赋首都有作赋缘由的那些“事”，或把这些文字视作为“序”，在赋题之下都标明有“并序”，表示总集编纂者对所录作品“言、事”完整性的关注。虽然说后人批评《文选》编撰者把本属于作品开头的“问答发端”视作“序”了，但这些“问答发端”，不管是赋首也罢、序也罢，对作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故唐时李善注《文选》，补充了大量类似于“序”的作品之“事”，以为作品完整性的补充。

唐时，孟棨撰作《本事诗》，所记皆诗歌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以诗系事，自序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其尤关注“兴咏”的那些“触事”，为的就是“明”诗歌之“义”。

进而，作品、作品所属文体与“事”有着怎样的关系？人类生活发生的“事”，促发着作品的生成，当作品超出已有文体的范畴，就是促发了新文体的生成；新文体的生成帮助人类解决社会生活中“事”的问题，文体的介入解决了人类生活的需要。立足于所处时代，寻求作品生成的“事”，以整体性促进文学研究，如此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崇尚。

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该是各个方位的，以上所说只是举隅式的，但也说明一个道理，创造性转化将引导出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里还要说，古代文学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有文学史经验可循的，需要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