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剧烈动荡。诸子“著书言治乱之事”，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曾向孔子学习，但发现儒家厚葬劳民伤财，服丧太久耽误民事，所以背弃“周道”而采用“夏政”。儒家强调“知天命”而墨家非命，儒家疏远鬼神而墨家明鬼，儒家隆礼乐而墨家非礼乐。正是由于两家观点的尖锐对立，所以墨子撰写《非儒》《非命》《非乐》等篇，猛烈抨击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杨朱、墨翟之言流行、泛滥。孟子基于卫道的立场，奋起反击。《孟子·滕文公下》云：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说杨朱“无君”，墨翟“无父”，他们的学说，实际是在教人当禽兽。墨子攻讦儒家，孟子斥责墨子、杨朱，战国前期百家争鸣，宛若水火而不能相容。“道术将为天下裂”，诸子思想分化态势已非常明显。

　　战国时期，诸侯国面临救亡图存的激烈竞争，吸引人才、选贤举能，乃大势所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至齐宣王时，重金厚禄，广招贤能之士多达千余人，可谓盛极一时。魏文侯曾经延揽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礼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人数最多不过几十人。而像稷下学宫这样云集天下千余名学者，其宏大规模是比较罕见的。

　　稷下学宫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众多学者会聚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争鸣与定期交流的学术平台。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慎到、尹文等众多贤士皆游学于稷下，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稷下学宫遂成为百家争鸣的主阵地。稷下学宫虽然由官方主导，但齐国统治者奉行“不治而议论”的方针，不用行政权力干预各家的学术主张。当时不同学派的学者在稷下“不任职而论国事”，畅所欲言、激烈交锋，不同学派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加速了彼此之间的思想融合。稷下学宫在建言资政、培养人才等方面颇有建树，而在诸子治国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其重要的贡献是推动百家由分化走向融合。

　　稷下学宫学派多元融合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黄老学派的产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慎到、田骈、接予、环渊等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都崇尚黄老之学，各有著述。黄老学派采撷众家之长，融汇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说，其所以能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与稷下学宫营造的多学派交融的氛围密切相关。

　　礼教与法治，是儒、法两家最具标志性的理论特征。《管子·权修》篇：“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管子》主张国君利民亲民，以礼教化民众，率先垂范，此近于儒家；以法令、刑罚约束百姓的行为，以赏赐激励民众，此近于法家。《管子》一书，应是由稷下学者编纂而成。它既倡导礼教，也重视法治、道德、心术等内容，内容驳杂，实际是荟萃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思想而成的。

　　荀子是从稷下学宫走出来的学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子在稷下学宫讲学，他学识渊博，曾经三次担任祭酒。礼治缺乏强制力，荀子以法治作为礼治的后盾，提出了礼主刑辅、王霸互补的治国理论范式。孔子之后，思孟学派强于内圣而疏于外王，荀子“儒法结合、礼法并用”治国理论模式的建构，弥补了思孟学派的不足，满足了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需要。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西汉统治阳为儒，阴为法，实际是仿效荀子的王道与霸道相结合。荀子治国理论有效满足了汉代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成为历代帝制社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南。

　　稷下学宫之后，诸子之间争鸣、交流的频率增加，百家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兼具两家甚或多家思想的著述增多。例如，清华简出土于南方楚地，其中亦存有不少诸子融合的篇目。简本《邦家之政》记载：“如是，则视民必如肠矣，下赡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复也。”肠，代指腹心。国君爱护民众如腹心，则民众爱戴国君如父母。类似的内容见于《大戴礼记》，《主言》篇孔子曰：“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上下之相亲如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父母”与“慈母”、“上下相复”与“上下相亲”，密切对应，“肠”也与“腹心”义近。由此可知，《邦家之政》篇中当汲取了儒家的思想元素。

　　清华简《邦家之政》云：“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肥。”“肥”当从整理者读为“菲”，意指简朴。儒家隆礼仪，而简文主张限制宫室的规模、器物的尺寸，礼仪简朴，反对“乐繁而变”，这些都合于墨家“节用”“非乐”的主张。简文作者倡导“丧薄而哀”，不同于儒家，而与墨家“节葬”的观点明显契合。因此可以说，清华简《邦家之政》是以儒墨为主、兼采百家而成的文献。

　　诸子思想分化，会导致理论体系深化，但其适用的范围会相对收窄。而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满足国家治理多方面的需求，融汇众家、舍短取长，是战国时期诸子治国理论建构的总体方向与趋势。稷下学宫突出的学术特征有二：一是学术自由的精神。齐国统治者不以行政手段干涉诸子的学术主张，学者们可以各抒己见、自由辩难。二是以多元融合的方式推进理论创新。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家各有弊端，它们借助稷下学宫多元的理论资源，弥补自己学说的不足之处。自稷下学宫伊始，黄老道家、齐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派陆续形成。《管子》、《荀子》、清华简《邦家之政》《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皆采撷百家之学，学术融合逐渐汇聚为一股波涛汹涌的思想潮流。作为百家争鸣的学术重镇，稷下学宫的设置，有力地推动了诸子的思想交融与理论创新。

　　综上，天下如何治理自三代时期就已开始塑构，而西周表为君臣，内为血缘，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与礼乐制度紧密配合，成为王国治理的范式与样板。诸子时代，是从王国治理走向帝国治理的重要转型期。墨子攻讦儒家，孟子反击墨子、杨朱，战国前期思想分化已经成为百家治国理论建构的常态。但稷下学宫“反其道而行之”，它汇集学者千余人，使诸子能接触到不同学派的理论资源，相互借鉴吸收、取长补短，为百家学术融合与理论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稷下学宫引领一时之风气，黄老之学、《管子》《荀子》、清华简《邦家之政》《治政之道》等“融合型”的学派和著述纷纷出现，战国时期的学风为之丕变。在这种意义上说，稷下学宫是诸子时代治国理论由分化走向融合的重要转捩点。其所孕育的学派理论与创新精神，成为帝国治理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