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虞舜面对“父顽母嚚象傲”而“克谐以孝”，并因此而被推举为尧帝继承人的记载。《诗经·大雅·下武》歌颂周武王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可见中国人很早就重视孝道。而《孝经》正是一部专门讲孝道的书。同时，《孝经》也是中国最早直接以“经”命名的书。所谓“经”，是常的意思。所以凡需要常读的书，都可称为经书。而所谓《孝经》，就是专言孝道、需常读常诵的经典。

《孝经》的内容是以孔子、曾子对话的方式，分别讲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社会各阶层人的不同孝行与意义，以及不孝、非孝的罪行与后果，等等。其首章可谓是全书之总纲。作者认为，孝是先王“以顺天下”的“至德要道”，可以使“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进而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命题。并且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孝之始，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其所谓“事君”的说法，今天固然已经失去直接意义，但我们无妨把它理解为“工作”。总之，“孝”的意义今天依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所谓“道德缺失”的时候，更需要从此“德之本”抓起。因为不孝就很难有“忠”。试想，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他如何能忠于自己的工作呢？所以，《孝经》在当下依然有其时代的生命力。

《孝经图册》之《三才章》

《孝经》的文本，世有今古文之分。所谓今文、古文，本来都是汉代人的叫法。今文是相对于古文而言的，本是指汉代人当时通行书写的隶书文字，而古文则是指战国文字。《古文孝经》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至元朔元年（前128）（旧说以为景帝末或武帝时）间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所得书之一种。因为其是用战国古文字抄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孝经》。《今文孝经》则是在汉代人发现《古文孝经》以后始有的称谓。事实上，今文本、古文本《孝经》的区别，除了各章内文字偶有不同外，主要是古文本多《闺门》一章。正如宋代学者黄震《读孝经》所云：“《孝经》一耳，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云‘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于大义固无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亦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于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此，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若以今文为伪，而必以古文为真，恐未必然。”（《黄氏日抄》卷一）可见古文、今文并非两书，两种文本的内容大致相近，其差别也不关涉全书大义。《孝经》的版本，传世以今文本居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玄宗御注用了今文本。事实上，在唐玄宗御注之前，中土一直是郑玄所注今文本和孔安国所注古文本并行。只因唐玄宗御注所用为今文本，古文本才渐在中土“失传”，直至清代乾隆年间鲍廷博从日本购回并刊之于《知不足斋丛书》，才再度流传开来。

《孝经》二十二（今文十八）章是一有机整体，全部贯穿于孔子与曾子的述问之中，系统阐述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宋代大儒朱熹作《孝经刊误》，以开首至“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相当于第一至第七章）为经，以下为传，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前七章固然讲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孝的具体内容已毕，但以下各章则是对孝道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并非或纯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且第八章重以“曾子曰”开端，可见之前只是其对话的一部分，以下亦明以“曾子曰”及“子曰”为开端。强分经传，不可据信。

关于《孝经》的作者，前人有很多争论，有所谓孔子说、曾参说、孔子弟子说、曾子弟子说、子思说、孟子弟子说、汉儒委托说、后人附会说等多种说法。考之史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以其为孔子所自作。这样的说法至少从《孝经》本身文字上看，是有问题的。因为书中不仅有“孔子”，更有“曾子”的称谓。如孔子“自作”，则不可能称“曾子”。是以《孝经》很可能是曾子弟子对孔子与曾子对话的记录。然而曾子小孔子46岁，当孔子在世之时曾子有弟子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曾子自述而弟子记录的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传世《孝经》出自曾子弟子之手，是完全可能的。加上书中有天子、诸侯、大夫之称，而没有较晚的称谓，也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故而《汉书·艺文志》所谓“《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的说法，基本是可以信赖的。当然，今本《孝经》文字或有记录者的润饰，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各章之末所引《诗》句，更有可能是记录者或后人所附加。

孔子为什么要专门给曾子陈孝道呢？因为曾子是一知孝行孝之人。《说苑·建本》篇记载一则曾子耘瓜而误斩其根的故事：有一天，曾子锄瓜，误把瓜根锄断了。父亲曾皙很生气，拿大杖打他，曾子站着不动，直到被打倒在地而昏死过去。可见曾子是坚决践行孝道的人。当然这种行孝方式不可取，故孔子教育他：“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另外，《大戴礼记》有《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三篇，记载了曾子对孝道的阐发，也足见曾子知孝。另外，《论语·学而》篇记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慎终”，就是重视父母的丧事；所谓“追远”，就是追祭远祖先人，皆与孝有关，亦可见曾子确实知孝。所以，孔子专门为曾子陈孝道，是完全可能的。孔子教学的一大原则就是因材而施教，而曾子正是孔门弟子中特别关注孝道者。

曾子塑像

从时代而言，《后汉书·祭祀志中》注所引蔡邕《明堂论》又引魏文侯《孝经传》，说明《孝经》一书出现不晚于魏文侯。而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在位，其时间正好在曾子（前505—前436）之后。从这一点也可以佐证前说。而所谓汉儒委托说、孟子弟子说，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想臆说。前人还有所谓子思说，也不大可能。因为当孔子去世之时，子思也不过是年方十岁的孩子，尽管其后来可能做曾子弟子，但文献中毕竟没有其从曾子处闻知《孝经》的记载。另外，《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孝经》是“七十子徒之遗书”的说法，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谓孝乎？’曾子曰：……”公明仪是曾子弟子，曾听闻曾子讲述孝道。《曾子大孝》篇又记：“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乐正子春也是曾子弟子，曾从曾子处闻孝道，而曾子又从孔夫子处闻孝道。这正与《孝经》中既称孔子又称曾子相契合。《礼记·檀弓上》有记：“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曾元、曾申为曾子二子，在曾子生病时，乐正子春与曾子的儿子一起守在病榻边，可见他与曾子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孝经》很可能为乐正子春辈从曾子处闻知而所记录，而其门弟子们又有所加工改造的。总之，今本《孝经》的成书应与曾子弟子有关。

中国人自古讲究孝，所以历史上《孝经》的地位一直很高。这其中固然有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需求的因素，而《孝经》本身的价值无疑也是重要因素。因为孝毕竟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不言孝，就是违反天经地义与做人之根本。而读《孝经》，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孝，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所以古人以其为“六经”之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