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五经》中《礼记》四十九篇的第四十二篇。在汉、唐时代未受重视，至唐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章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引证儒家道统，始被注意。张横渠也曾推许<大学>是出于圣门；又二程亦表彰<大学>、<中庸>二文。此后，<大学>、<中庸>常并称；迨至南宋朱子从《礼记》抽取<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辑成《四子书》又名《四书》，为之分章注释，重订<大学>章句，加上<格致补传>，并订<大学>为《四书》首卷，视为学者入德之门，使之有独立地位；自此以后，士林推重，《四书》受元、明、清君主推崇，定为科举首业。[1]一跃成为儒家必读经典，地位更超越五经，影响甚深。 

    关于《礼记·大学》成书时代，由清人至近代学者，考究甚详，然争议亦多。现根据劳思光、徐复观及岑溢成诸先生的分析，综合如下： 
    所谓《礼记》，根本为编辑而成之书，其资料来源先后不一；其时代则最早在河间献王时，究竟河间献王所献之《礼记》，乃何时期之作品，亦不能定。至大小二戴编选、马融补足等过程中，保有旧记若干，尤不能知；是否掺杂编补者自作之文，亦未可定。[2]  所记之文，甚至对伪托之各篇作者——如周公作<月令>，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等等，皆以为确然。于是不仅孔颖达尊此书为经。[3]  “《礼记》在西汉时编辑成书， 书中各篇作者不祥。汉儒郑玄曾指出其中四篇作者，也许是传闻或臆测”，[4]至今<大学>古本作者亦无从考订，仍阙疑。现从大学的内容分析，其常引先秦文献， 行文流畅，系统一统，结构清晰；因此推断<大学>的作者是个熟读先秦文献、系统性强、重视儒家心学，并且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佚名隐士。 

    至于《大学》的成书时代，徐先生从文献的内容考究，他认为： 
    欲解决《大学》成篇的时代问题，我觉得应先从“大学”一词的本身加以考察。在《诗》、《书》、《易》、《仪礼》、《周礼》、《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重要典籍中，皆不见有“大学”的名词。[5] 从先秦多部文献的考查，皆不见有“大学”这个名称，相信在先秦时尚未有“大学”这个名称。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已有与“小学”相对之“大学”，……不称大学而称之为“学”乃说明大学之观念尚未形成。[6]所以“大学”此观念在秦代尚未流行。